陈白/文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这位曾经全球最顶流的企业家，似乎正在尝试让自己回归到商业的轨道上来。

　　近日，马斯克对媒体表示，计划于5月底辞去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的职务。在此之前，马斯克公开承认，他牵头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削减政府规模的工作给他的另一项主要职责——做特斯拉的CEO带来了沉重的代价。特斯拉的股价自2024年12月17日达到峰值以来下跌了45%。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今年减少了1000多亿美元。

　　就在几天前，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xAI收购社交媒体平台X的消息，也引发关注。在外界看来，这一并购案预示着人工智能的商业前景对马斯克的重要性在继续上升。

　　从联合发起成立OpenAI到一次次的SpaceX发射，再加上特斯拉以一己之力打开了电车纪元，“钢铁侠”马斯克一度是全球科技乌托邦的代言人。但这一印象在2025年急转直下，这与他选择深度绑定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的相关事务有关。

　　在一系列闹剧式操作之后，特斯拉成了直接的“买单人”。在美国多地都出现了烧毁特斯拉汽车以表达对马斯克抗议的新闻。在欧洲和美国本土市场，特斯拉的销量也出现了急剧下滑。

　　再没有比真金白银的损失更能够让马斯克感受到人设塌房和流量反噬的危机。不管他当初试图搭建DOGE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能否实现最初的计划，对他来说，这场政治客串秀，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

　　原因很简单，马斯克首先是一位企业家，而不是一位政客。企业家固然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利用其资源，谋划并从事能够增加其利润的那些活动，唯一的条件是企业必须服从游戏规则，即进行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没有欺骗或欺诈行为”。

　　冒险精神当然是企业家精神的题中之义，但越过市场的冒险可能会面临真正的危机。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马斯克是当代最为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只是，当企业家试图以技术理想重塑社会规则时，往往是暗含着一个误区，那就是错把商业成功等同于社会治理能力的卓越。超越了市场边界的企业家，真的能够做好一切吗？商业史上类似的跨界教训并不鲜见。亨利·福特曾试图建立“福特社会部”来监控员工私生活，最终引发激烈的劳资冲突。

　　很显然，马斯克在过去几个月试图推动的“CEO政府”模式，不仅是越界，一定程度上这比登陆火星还要不切实际。在DOGE的改造目标中可以发现，其希望借助的是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来改造政府的监管。但企业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企业管理也和公共管理完全不同。这是马斯克的技术理想主义最终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

　　马斯克这一次的效率改革尝试，最终印证了理想主义者的现实挫折。马斯克用实践证明了这种所谓“CEO政府”的模式存在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是商人的最佳选择。而且，这一模式还蕴含了某种危险：相比私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公共治理领域发起这样的任性游戏，可能会像脱缰的野马，最终超出企业家能够控制的范围，甚至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袭来，技术的外溢社会效应正在变得日趋明显。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政治、技术与商业之间组成了空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全球化的VUCA（易变性）程度比特朗普的第一届任期时还会大幅上升。

　　马斯克选择退出是当前最为明智的做法。他迫切地需要回归到市场的范畴中来。对马斯克之外的更多企业家来说，这同样是一次巨大的警示与教训。未来时势多变，不变的永远是坚守市场的边界，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穿越周期，基业长青。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